中国座子之用，犹如欧美的传统画框，能使其衬托的艺术品在芸芸作品中脱颖而出，看来超尘脱俗、与众不同，亦可彰显藏家对之青眼有加、珍若拱璧。

但二十世纪之前，当时西方的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大多推崇其简单直接、线条明快的美学，故而将这些备受误解的座子束之高阁，甚或弃如敝履，并将座子上的中国陶瓷、玉器、青铜器和其他古玩直接放在几架上，再收于陈列柜内。

清十九世纪 红木束腰寿字三弯腿葵瓣式座

晚清 红木镂雕树根形座

清十八/十九世纪 紫檀嵌瘿木面拐子纹带托泥方座

循着这条思路，他们有时还会把图卷的绢裱裁去，再镶上镜框。虽惜之已晚，但学者、藏家和博物馆馆长现已意识到，这些座子即便不是艺术品的组成部份，但传统以来却是呈现中国艺术的重要环节。

这一趋势带动了学术界的钩沉探讨，并促使部份馆长和收藏家重新采用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的座子，再用它们来展示传统艺术珍品。

谈到中国的座子，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多半是玉器或瓷盌等常用的圆形木座；殊不知，座子形态千变万化。如上所述，有些座子具实际用途，而不是仅有陈设的功能，它们可以发挥支撑的作用，使其展示的物品便于使用。

清十八世纪 紫檀束腰四瓣如意纹座

清十九世纪 红木镂雕树枝形座

清 黄杨木镂雕树根形双连座

清十八/十九世纪 黄杨木镂雕树根形座

清十九世纪 黄杨木镂雕树根形座

清 红木莲瓣式座

以汉代和六朝的镜座为例，它们既可支撑无柄的圆镜，使用时亦便于调整镜子的角度。即便是艺术珍藏，有时候也要借助座子，方能以最佳面貌示人。

有一类饰长串活环的玉瓶常配以高身座子，其座顶设一小钩悬挂活环，充份展现了妙至毫巅的雕工。无论方圆，小巧精致的文房插屏皆须用座子来支撑和定位；玉插屏多配掐丝珐琅座，而瓷插屏则常衬以木座。

有些时候，清代藏家也会巧用精雕细琢的立式木座来配衬古玉璧，将之当作插屏使用，可见艺术珍藏有时候也要借助座子，方能以最佳面貌示人。

清十九世纪 紫檀镂雕拐子龙纹三连座

清十八/十九世纪 红木仰覆式莲座

清十九世纪 硬木镂雕佛窟式座

中国文人及风雅之士素喜搜集灵石，并置于清幽的书斋内细心赏玩，而各类藏品之中，此类供石或许最须仰仗座子以作支撑。供石与座子若配置得宜，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顽石即摇身一变，化作一件让人浮想联翩的艺术品。

安思远 (Robert H. Ellsworth) 旧藏一件腊石连座，二者造型犹如一块圆形巨岩。安氏珍藏中尚有一例虬根状镂雕座子，在其衬托之下，一件原本其貌不扬的大型腊石山子瞬间魅力倍增、意趣盎然。

就该等作品而言，座子俨然已成为艺术品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收藏者将供石与座子巧为搭配的灵心妙思亦一目了然。

清十八/十九世纪 红木仿奇石随形座

清十八世纪 紫檀托瘿木镂雕树根形座

晚清 红木镂雕卷草纹长方座

座子所用的木材，大致与明代、明式上乘家具的用料相同，即红木、桦木、黄花梨、紫檀、欅木、楠木和乌木。至于家具较为罕用的龙眼木和黄杨木，在座子当中却颇为常见。

大多数座子出于专门的作坊，但也有一部份是上乘家具作坊的制品，这也解释了为何有些座子的风格与当时的家具如出一辙。惟须强调的是，这方面的交流是双向的，即家具固然影响了座子的风格，但相反亦然。

清十九世纪 红木缠枝莲纹长方座

清十九世纪 红木嵌大理石面如意回文三连座

许多座子光素无纹，纯以天然的形状、纹理、色泽和细腻的抛光取胜。就造型而言，它们或以中国几案为形，如香几、供几、画案等，或形似画卷、波涛 或虬根。尚有数例饰浅雕图案 ，有的座面镶嵌云石或瘿木。但大多数有雕饰的木座皆做工细腻，通体镂雕各式花卉或抽象图案。

清十九世纪 紫檀错银丝云蝠纹长方座

清十八世纪 红木嵌大理石面仿树根式座

自远古时期，华夏民族一直爱用座子来配衬贵重物品，最早的例子很可能是祭祀礼器及其他宗教物品的专用座子。

随着时代的发展，再加上对其他传统元素的兼收并蓄，座子在宗教和世俗范畴里的应用日渐普及；时至宋代，庋藏骨董之风渐炽，座子更是大行其道，此后历朝历代皆用之陈列古玩，俨然已成定式。

西方对座子的误解由来已久，尚幸东亚未受影响，近来座子在西方越来越受关注，更成为了大家竞相收藏和研究的对象，根据中国传统习俗用座子来展示珍藏的例子亦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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