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家具研习社 |

对于晚明的文人来说，家具已经突破了实用性，成为新的审美风尚，这是一场家具与文人的双向奔赴。

  

明中期以后，文人的博古活动逐渐剥离了宋代以来浓重的理学意味，将其从枯燥的经史研究之中解脱出来，使收藏成为一项单纯的审美文化活动。随着明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世俗阶层的壮大和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改善，收藏活动已不仅是少数精英阶层的专属，喜好收藏的人群越来越广泛，几为一种全社会的风尚。

 

米芾在《画史》中曾将收藏分为“鉴赏”和“好事”两类，明代收藏之风盛行，而好事者远多于鉴赏家。其中好事者大多是些富商贾客或世家子弟，在收藏市场上，文人难以与财力雄厚的商贾相匹敌，这些新贵们但闻有珍贵器物往往不问价钱，挥金争买，一些古玩便纷纷堆于富人之橱麓。

 

商人收藏或是为了附庸风雅装点门面，或是为了转售获利，但由于他们缺乏鉴赏的能力和水平，不了解文物的审美价值，买来的许多古董只能束于架壁而任其朽蠹。博古原本是文人之间酬酢交流的一项文化雅事，现在却变成比拼财力炫耀身份的手段，如此一来，文人们的失落之情也就难免了。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然而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宝玉之器，磨砻不善，传于子孙之手，货之不值一钱。”

 

 

沈德符曾记这样一则轶事：有骨董商曾携一大挂幅向他求教，画中重楼复殿，岩泉映带，一美嫔袒露半身而群女环侍。沈德符告其此乃《杨妃华清赐浴图》，可署李思训所画，骨董商大喜而去，后为一官员以百金买去，其实原画止值一金。

李思训是绘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家，“大小李将军”的作品历来是收藏家竞逐的对象，而且李思训为杨妃之前的人物，绝不可能描绘其事，沈德符故作此说原含有讥谑的意味，却不料买卖双方竟都缺乏常识、无人识破，此画竟被当成真迹以高价成交。鉴赏家们面对此景真不知当做何想。晚明的收藏人群范围扩大，而收藏风气渐趋由雅转俗于此可见一斑。

 

 

  

原本古玩的数量只会不断减损，但由于收藏者的数量急剧增加，真品和精品变得更加珍贵，人人家中琳琅满室的三代彝器和晋唐书画，其真实性往往存疑。因此，沈德符才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

 

袁宏道曾言：“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欲称“名士”，除了要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不知外境、不通时务以外，袁宏道于此处又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标准：“殊癖”，并通过林逋好梅和米芾爱石二例示人，说明此癖不仅要“痴”，还须得“殊”。

 

 

为了求“殊”，一些收藏大家把时人的作品也括于秘府之内。王世贞就曾记录了这一现象：“书画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明人将时人制作的器具也作为文玩收藏，从而出现了“时玩”这一新名词，宣德的铜器、成化的窑器、果园厂的漆器等都是收藏者竞相争购的时玩。

家具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时玩，李渔论及家具赏玩曾言：“器之坐者有三：曰椅，曰杌，曰凳。三者之制，以时论之，今胜于古。”商人在收藏之事上，大多需要依仗文人的专业意见。于是文人成为文玩收藏、鉴赏、品评方面的权威，而且，他们的这一地位随着文玩市场的繁荣和收藏群体的不断扩大而愈加巩固。

 

  

中晚明文人追求独特品位的“时玩”，从而使得明代收藏的种类较之于以往更加广泛，这由不同时期的博古鉴赏著作中亦可稍窥端倪。

《洞天清录集》为南宋赵希鹄所著，记录宋人收藏好尚的状况，书中罗列了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等十一个条目。曹昭所著《格古要论》约作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可视为元代古玩收藏的一个总结，已增至十三卷，且每一卷中又包含多个条目。

及至晚明文震亨编写的《长物志》，所涉及的内容从室庐、花木、水石到几榻、禽鱼、香茗等林林总总无所不括，被认为是明代中晚期文人博古喜好的指南和全面反映，全书虽仅十二卷，但每一卷下又分为诸多条目，种类远比前书更广。

 

家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一种收藏品而受到追捧的，文震亨的《长物志》分别在卷六“几榻”、卷七“器具”、卷十“位置”等多处，对家具的结构、尺寸、材料、功能等方方面面都做了比较详细的品评，给出了明确的优劣评判和赏玩标准。

 

必须了解，“长物”即为多余、无用物之意，若说花鸟虫石确是一种“长物”，还可理解，但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实用功能极强的家具也列为“长物”之属，则无疑代表了作者的个人倾向。

文震亨在书中论及家具处还特别强调：“余所以列此者，实以备清玩一种，若必按图而索，亦为板俗。”更加明确了其认为家具在此已与花木一般确实是一种“清玩”无误。可见，晚明时期，家具已经成为文人收藏的一大类别，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家具已经突破了实用性的局限而具有了审美的价值。

 

家具没有被当作收藏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家具的实用功能过于突出，无法将其从生活器具的范畴剥离开来。但自明代中晚期以来，家具的收藏价值开始显现，这有当时社会的奢靡风气的影响。

在江南地区，无论贫富在衣食庐舍、服饰车舆上无不极尽华美，张瀚就指出：“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江南市镇在嘉靖中叶以后逐渐掀起一股建宅修园的潮流，“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纵是一般的百姓，无力修造大型园林但至少也要把家中精心装饰布置一番。

 

 苏州拙政园旧照

园林豪宅建造完成之后当然也必须要用能与之相称的家具来搭配才能显出气派，《见闻杂记》中就记载了一芜湖关的税官“治第太侈，制一卧床，费至一千余金”的事。

对家具选择、使用的考究，也被当时的小说家记于笔下，如《金瓶梅》第四十九回，胡僧观瞧西门庆家中“正当中放一张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交倚。”

 

 

清 《胤禛行乐图册·书斋写经页》 故宫博物院藏

而且不惟官家大夫，中下阶层的人等在家具的配置上也毫不马虎，正如范濂所云：“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

姚廷遴在《历年纪》中描写明代松江收藏风气之重时也说：“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

 

家具的收藏功能同样体现在它的交易地点上。这一时期，家具买卖开始进入文玩市场，从故宫博物院所藏《上元灯彩图》中我们就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象。

《上元灯彩图》大约绘制于万历至天启年间，描绘的是当时南京上元节集市的景色，所画之地为秦淮河以北过三山街的内桥一带。这一地区是当时南京城的文玩书市，画中景象十分热闹，各式珍器古玩或陈列悬挂，或摆放于地摊；各色人物或手捧器物摩挲赏玩，或与货主交谈询问。

  

画中所绘书画瓷玉、鎏金佛像、花木奇石等无所不括，其中竟然也出现了不少销售家具的店铺和摊贩。

 

而且图中对于家具的描绘十分详尽，包括架子床、罗汉床、几、案、桌、凳、箱、插屏、帽椅等等。从所着颜色来看，有的像是紫檀制成，有的还镶嵌大理石。

 

 

  

家具最初凸显其收藏价值，用料考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的家具普遍使用紫檀、花梨、乌木等各种名贵材料制作，“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由于硬度很高，用硬木做家具需要比用一般木材制作耗费更多的人力和工时，加之在装饰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是以价格昂贵。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新兴富裕阶层的青睐，一些工艺精美、制作精良的家具从而开始具有了收藏的价值。

 

权贵对于家具的收藏当然会比一般人更加讲究。据《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获罪后，从其袁州、南昌、分宜等地的家中抄出的各式家具包括桌、椅、案、榻、床、屏、橱、柜等共计八千余件，这一数字显然已超出了家中的正常所需。

 《天水冰山录》书影

其中有一部分名贵的家具被要求直接解赴户部，其余一些普通家具则变卖为银钱之后再行解送。变卖为银的家具或许些是价值不高的实用物品，但直接解赴的那一部分应该相当珍贵，主要是各式髹漆屏风、螺钿屏风、倭金屏风和大理石螺钿床等物品，工艺较为复杂，每一件都价值不菲。

 

严氏父子虽然贪吝，但在博古鉴赏方面却有着极高的造诣，在明代的收藏史上也据有重要的地位，绝非一般的好事者可比。严氏父子这样极有收藏品味的鉴赏行家能够收藏家具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尽管在文化价值上与书画等相比还较逊色，但家具的收藏功能已经得到了文人的普遍承认。

  

中晚明的文人科举压力越来越大，土地兼并现象又十分严重，文人的生活失去了依靠，引得不少士人学子放弃举业，投身于其他行当。

利用文化优势换取生活所需是他们通常的自养手段，在“倚商事文”的情况下，商贾成为文人谋食的主要服务对象，以至于“山人”满目成为中晚明社会的一景，文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在时人的眼中几乎与“泥匠”“木匠”无异，私下里已有“学匠”之称。

 

中晚明以新富商人为代表的世俗阶层在各方面对文人的不断追随和模仿，已经在客观上侵蚀了过去文人专属的文化领域。

文人们独创独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已被其他阶层全面的附会，其隐秘的精神世界也有暴露在世人面前为人随意窥探消遣的危机，深处世变中的中晚明文人亟须再次确立属于自己的风格体系以构建与其他阶层相区分的等级性身份认同标志。

 

失去了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文人们唯一还能保持的恐怕就是他们在文化领域上的优势。于是创设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风格，就成为他们凸显自身价值和社会功能最有效的手段，塑造出一种专属的生活品味也成为文人阶层之间互相体认和对抗身份焦虑的方式。

在财力上无法与商贾相比较的情况下，真伪不再是判别器物收藏价值的唯一标准，审美内涵、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成为判别文物优劣的新标准，成为他们文化话语权的表现和核心内容，文人“以自己的文化理想和文化人格为雅，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和精英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被视为一种实用物的家具受到文人的青睐，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载体而成为一种新兴的收藏品，它能成为全社会追捧的对象便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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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杜游《晚明家具收藏的兴盛与成因》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