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隐逸一直被认为是中国
文人修身养性、超越世俗的理想境界
隐逸文化一直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中国历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显现,文人士大夫将其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以此来表达避世遁隐的愿望,在自然山水的滋养中,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超逸的生活方式。
明代文人,尤其是晚明的文人,对于正统的儒学以及经邦济世的入世价值观的反叛格外强烈,或是参禅礼佛,或是寄情山水,或是筑造园林,或是纵情歌舞。
明 周臣春泉小隐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隐于林
明崇祯 《韩希孟宋元名迹册·花溪渔隐图 》 故宫博物院藏
“渔隐”的由来,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文学《庄子·渔父》《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是一位淡泊脱俗的渔隐老者,他劝告屈原要明哲保身,才不会走到被流放的地步。
明 文伯仁《花谿渔隐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明 象牙刻山水笔筒 故宫博物院藏
明 竹根雕渔翁 南京博物院藏
清代 紫檀镶鸡翅木嵌玉山水人物故事插屏
但各个时代所追求的归隐意味是不同的。在元代,面对蒙古政权的高压统治,没有政治出路的汉族文人纷纷避世隐遁,所以在他们创作的“渔隐”题材中“隐逸”的意味强烈。
清代 红木百宝嵌渔樵耕读圆角柜(一对)
紫檀边座嵌牙渔樵耕读图插屏 故宫博物院藏
“渔隐”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独特审美理想,“渔父”作为独特的意象和情感载体,承载了文人士大夫“天人一体”、恬适旷达、洁身自好的人生理想和生命追求。
隐于禅
隐逸的方式有成为归隐山林的真隐士,更多的是将归隐的心境带入日常生活,身居闹市而心系田园,只是后者的归隐多少带有自欺欺人的成分。
明 唐寅《悟阳子养性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参禅作为明代文人闲赏生活的一部分,一样需要外部的客观物质条件。
首先,参禅需要静室——宁静而无喧闹的环境;其次,需要良友或高人——志同道合的友人或僧人;再次,“参禅”人们习惯于盘足而坐,可以席地而坐于低矮的蒲团或席子上,也可以盘足坐于高型家具,如禅椅、禅凳之上。
明代 黄花梨束腰罗锅枨马蹄腿禅凳
值得一提的是,宽长的春凳也经常出现在佛教绘画中,甚至早至唐代,敦煌壁画中便有大量的春凳图样,而这种春凳又在明清时广泛流行。
以刘松年《天女散花图》中描绘清晰的春凳为例,其凳呈长方形,似可坐两人,或供一人坐卧。面板下设一圈并列的长方格,精雅的纹饰均被框在方格内,这样的设计与供桌供案体现出一致的审美取向。
宋 刘松年《天女散花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而禅椅的造型则更为多变,粗略划分便有玫瑰禅椅、高背禅椅等几种造型。与禅凳相类似的一点是,为了适应结跏趺坐的需要,禅椅往往也是比较宽大的。
铁力木禅椅
而为了使这种形制较大的家具不显得过于笨拙厚重,工匠往往会选用简洁的线条搭建规整的图形,故而我们往往能看到禅椅多用直材,靠背、腿间、足底各处亦然。
莫高窟9窟壁画与法隆寺弘法大师像
黄花梨禅椅
针对高背禅椅,以《萧翼赚兰亭图卷》中辩才和尚坐的高背禅椅为例,竹藤编成的高靠背和天然粗粝的木材恰好迎合了清洁无欲的佛教审美取向,而总体偏刚正的线条搭建出了一个又一个方形,重重相套,交相组合,体现出朴拙简练的风味。
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序图(北宋摹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据考证,中国文化中的隐逸之风兴起于东汉,《后汉书》中还专门设立了《逸民传》,可见当时遁入山林,不问世事者,已不再是少数。隐遁山林成为深受道家文化传统影响的文人的精神理想。
但毕竟,他们仍就被“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拉扯着。于是在禅佛思想的介入中,在“大隐隐于朝”的自我安慰中,隐逸文化走出山野,与市井结合,与仕途为伍。
隐于朝
“自笑泉石成膏盲,爱赏不减蚁慕膻”,随着隐逸文化的成熟发展,士大夫除了向往自然界中山水之外,更普遍的将这种爱赏倾注在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建造过程中。
明 仇英《司马光独乐园图》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于是,文人山水园林因为它能够艺术的营造出摈弃尘嚣的自然山野气息,也就成了千百年中隐逸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隐逸文化的哲学理念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文人建造的园林里,处处可以看到障景、抑景、漏景,用建筑、花木、围墙来阻隔视线,同时又用曲廊、曲桥、曲径、漏窗,使人在一个位置上总能看见一部分景致,须经几番琢磨,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
园林建造完成之后,当然也必须要用能与之相称的家具来搭配才能显出隐逸之意。
文震亨强调“几榻有变,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李渔也说“安器置物者,务在纵横得当,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家具的布置应该按照一定的章法,追求“自然”“素简”“精致”。
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书房”家具一堂
在用材方面,提倡木材纹理的自然美者也屡见不鲜,如《格古要论》说:“紫檀,性坚,有蟹爪纹……”。“花梨木……亦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
清早期 紫檀全敞式三层架格
清 黄花梨夹头榫如意云纹带屉翘头案
又如明代戏曲家高濂《遵生八笺》中设计的倚床,倚床高低可调,二宜床冬夏可用,构思巧妙,既能读书休息又能品赏鲜花,意趣无穷。
明 仇英《梧竹书堂图》 上海博物馆藏
我们不得不承认,明清两代的一些文人,在器具的实用功能和审美标准方面,从景隐诗意出发,达到了与自然和谐融合的高度统一。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渔隐、参禅、园林,对体味传统文人隐逸文化的脉络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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